在唐至宋元时期，陶瓷枕具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哪些特点？

历史是在时空的延展中发展变化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现象、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是围绕具体的时空关系展开的。研究古代陶瓷枕具的历史变化过程，也必须从分析把握其确切的时空要素入手，进而建立起陶瓷枕具的时空框架。

包括陶瓷枕具在内的任何一种古代器物，无论其存续的时间长久，大都会经历发生、发展、成熟、衰落的兴衰过程。因此，无论考古发现的发掘品，还是文物发现的传世品，都要进行年代学研究，都有断代和划分时期的必要，否则陶瓷枕具作为史料，就不具有进一步研究利用和文化利用的价值。换言之，正像文物研究中的所有问题，都要建立在编年的基础上一样。分析判断陶瓷枕具的编年是重建其兴衰过程的基础，是一切研究和利用陶瓷枕具的基础和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文物考古学上的器物编年，通常表现为分期。这种分期和一般历史研究上的分期尽管可以有某种重叠，但分期的标准却往往是不同的。换言之，文物考古学通常不会按社会发展阶段和朝代进行分期，而是对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存，进行分析和归纳，把遗存的发展序列，划分成一些有明确特征、可相区别的阶段，并考虑各个阶段之间是否相互衔接。

通过对各个时期陶瓷枕具的分类，陶瓷枕具在中国古代唐至宋元的发展可以分为出现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

出现期

古代陶瓷枕历史的第一期时间跨度，亦即年代的上下限，从隋唐至唐代中期，是陶瓷枕具出现并初步发展的时期。

出现时期的陶瓷枕具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从发现情况看，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陶瓷枕具，除了较为完好的枕具外，还出土过一些陶片或瓷片。譬如邢窑窑址中就发现了长方形施点纹的数枚陶片。

第二，从质地和纹饰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陶瓷枕具以三彩为多，多使用青釉和黄釉，绞胎枕也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陶瓷枕，是唐三彩器物[其中包括二彩和兰彩，即被广义的唐三彩，以及用绞胎法制成的箱形枕。唐三彩是在白胎上印花，如几何纹、鸳鸯等鸟兽，宝相花、忍冬草纹、缠枝牡丹等植物等纹饰，用橙黄彩、绿彩、兰彩等鲜艳的三彩釉交织组合的色彩作装饰。绞胎瓷是在用白胎土和褐胎土绞成木理纹的胎上施以三彩釉和黄釉。相对于考古发现来说，传世品种的唐代三彩、绞胎的陶枕数量更为众多。将橙黄釉陶枕的部分改装变形，置于焚口、灶颈、立壁，并开以灶口。此外，洛阳隋唐时代的含嘉仓五十八窟中也发现了类似三彩陶枕的残片，可以证实三彩枕具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从形制看，兽形和圆角箱形枕具数量相对较多。箱形枕最早于七世纪末就存在了。其考古依据为从西安郊外发现的七世纪末（698年）独孤思贞墓（697年逝,698年葬）中出土的早期陶瓷枕。兽形枕，则主要出产自越窑，是当时越窑不同于其他窑口的重要产品。

第四，从体量看，这一时期陶瓷枕的体积一般比较小。枕面长度在10-17cm左右，其中长度在11-13cm左右的最为常见，一般说来宽度较长度短2-3cm,故枕面的形状与其说是长方形不如说是矩形更加准确。但是高度以5cm左右最为常见，因此外观如扁平的箱形，枕面有的呈平面，也有稍作凹形，便于撑托之用。但不适合枕睡，其作用主要是用于陪葬，后期开始成为实用器。

发展期

陶瓷枕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时间跨度，亦即年代的上下限，从唐代晚期至北宋初期，是陶瓷枕的发展期。

发展时期的陶瓷枕具呈现出一下特点：

第一，在这个时期，由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陶瓷枕具的烧造、使用等都发展较快，具体表现是出土陶瓷枕的数量明显增多。五代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状况并不理想，直接的表现便是出土陶瓷枕具数量相对较少。

第二，从器形的变化上来看，此期出现了很多新的样式，如束腰形、意头形、圆角长方形、元宝形等。伴随新的器形的出现，枕的高度亦有所增加，装饰手法也有了多种变化，以绘画、模印和绞胎为主，侧墙一般不装饰。

第三，陶瓷枕在这时应该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用具。唐华清宫的出土器物中已经有瓷枕。从侧面证明了瓷枕已经开始成为宫廷中的一种生活用品。五代王处直墓西耳室壁画中绘有一件如意形瓷枕，和其它奁妆之物共置于案上，这一器物组合所显示出来的信息说明，陶瓷枕在唐晚期至五代时期确已成为生活用品。

第四，唐三彩、绞胎的箱型陶枕有了新发展。产生于八世纪后半叶的唐三彩、绞胎的箱形陶，因为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层逐渐消失。进入这一时期，在华南的一些窑口中，此类瓷枕的烧造开始恢复。长沙铜官窑就比较有代表性的窑口之一。铜官窑枕在形制上基本以长方形的箱形为主，对边缘的处理更加浑圆和柔和，高度有显著的增加，体现出日常枕睡功能的增大。枕面中心稍内凹，便于载头。枕下部面积稍小于上部的为常见。大小亦比唐三彩的陶枕大，枕面长径15cm＞短径7cm、高7.5cm左右。这种为一般形制,适于卧枕。形状是将淡黄色胎土的陶板组合制成箱形器具。再敷白化妆土，施以透明釉（白釉）、淡黄釉、青釉、黑釉等。有时，在釉下用绿彩、褐彩、或绿褐二彩绘出异国风味的几何纹、花纹、列点纹等，或画鸟纹、兽纹。长沙铜官窑窑址中发现了很多陶枕和残片，可以想象此窑的陶枕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第五，长沙铜官窑的为数颇多的陶枕生产，与前阶段官窑、贵族性质的唐三彩系陶枕不同，这种陶枕逐渐变成普通大众也可以使用的器物，陶枕的实际使用已经扩大到了新兴富有阶层。也可以说这正是向五代、宋代的陶枕的过渡性质。这种性质的陶枕同样在九世纪陕西省耀州铜川窑烧造，根据相关的资料，在铜川县黄堡镇唐代窑址中发现二片陶片，巳不能完整复原，是由质地细白的胎土制成，表面施黄釉。与此相当的陶枕尚有遗存，形为圆角长方形，其中一面角度稍大，使形体近于圆梳形。这些与后来的五代、宋代中流行的圆梳形陶枕呈联锁关系。除黄釉以外还有黑釉器物。

到晚唐、宋初，不只是江南的长沙铜官窑、华北的陕西铜川窑陶枕的生产也重新复业。这两个窑在彩绘瓷的生产及其它特点上也有相互关系。另外，在中国东南部潮州笔架山窑也烧制同样形式的青釉枕。

鼎盛期

陶瓷枕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亦即年代的上下限，从北宋中后期至金代，是陶瓷枕具发展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的陶瓷枕具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出土数量最多、并形成了完整烧造体系。著名的窑口，不论南北都有烧造陶瓷枕具，北方的磁州窑、定窑、黄冶窑、登封窑、汝窑、巩县窑和南方的越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一些较有影响的窑系均生产陶瓷枕；

第二，器型繁多，出现大量创新器形。如椭圆形枕、腰圆形枕、多边形枕、叶形枕、长方形出搪枕檐、建筑枕以及一些兽形枕。以磁州窑系枕具为例，仅箱形枕系统就可细分为：大小长方形、椭圆形、半月形、圆梳形、矩形、锐角形、银锭形、扁圆形、如意头形及其他等多种类型，其中有为新婚而用的横幅长的双面枕。

第三，工艺、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化妆土、透明釉和白地黑彩釉下彩绘的发展，绿釉，青釉、褐釉、黑釉、黄釉以及多种釉色的综合运用，刃划、剔花、模形、刺轧、线刻等各种工艺手法的融合，釉上彩技法的出现等都成为这一时期工艺、技术发展的标志。

第四，纹饰的多样化。牡丹、花卉、折技花、花鸟、忍冬等植物纹，联珠纹、珍珠地纹、雷纹、篦纹等几何纹，历史人物、诗文等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可以用蔚为壮观来形容。

此外辽陈国公主墓中曾出土两件银枕，其中鎏金双凤纹方枕在造型上明显仿造于陶瓷枕。这说明陶瓷枕不仅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还开始影响其他材质的枕具。这一时期，陶瓷枕进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虎枕的出现和大发展成为直接见证陶瓷枕具鼎盛的标志性事件。虎枕可以分为雕塑和彩绘两种。第一种类型为雕塑虎形枕。以卧虎为枕座，虎背上置一中间略凹、两端略翘的叶形盖或椭圆形盖作枕面。虎身全部雕塑而成，近圆雕，很少使用彩绘。卧虎造型不一，神态各异，枕面上很少有花纹装饰。目前发现的比较多的这类虎枕，都是三彩或者单色釉产品，以青釉和青白釉居多，烧造年代主要是唐、宋和金。

第二种类型为彩绘虎形枕。均为伏卧状，四肢呈蜷伏状，虎头叠于前爪上，前爪伏地，虎尾沿身体的前侧，紧紧贴于腹部。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头向有左、右之别。虎身多以黄黑或黄褐相间的条状纹来表现虎斑，口、眼、鼻、耳等部位均以墨笔画出。直接以虎背削平为椭圆形枕面，枕面开光，内多有白地黑花或褐花彩绘。此型虎枕的装饰主要是运用彩绘的技法，大致塑出虎头、尾、爪的轮廓，以彩绘来表现虎纹、虎尾、眼鼻口耳以及背上图案，所以有“三分塑，七分绘”之说。虎枕的出现与发展，是工艺技术、装饰技法、纹形式样等多重进步的综合产物，也是这一时期陶瓷枕具进入鼎盛时期的最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