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概述（四）

与北宋并行的辽代陶瓷，受宋瓷的熏陶和影响，制瓷手工业也成为本民族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辽瓷烧造地点，主要分布在其权力掌控的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山西北部一带。辽瓷以烧制白瓷为主，其产品胎白坚致，白釉泛青或泛黄，吸水性极小，但工艺不如内地瓷器细致，胎体与中国北方陶瓷类似，以高铝低硅为特征，工艺技术和花纹特征多仿邢窑、定窑及磁州窑，器物造型基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承和学习中原汉族日常生活用的器物，如碗、盘、瓶、罐之类；另一种则是富于北方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包括鸡冠壶和各种穿带扁壶等。这类扁壶的造型类似皮革缝制的皮囊，携带方便，非常适宜草原民族马上使用。辽代晚期时黑花白瓷的产品烧制渐多，并开始烧制一些含铁量较高的黏土制作的泥釉作品，主要用于缸、盆等大型日用器皿的烧制，釉色以黑、赭杂色为主，产量也很大。

辽代中期，与低温釉陶器唐三彩有着深厚关系的“辽三彩”开始烧制，“辽三彩”多为单色的黄釉、绿釉、白釉器皿，真正如唐三彩釉彩丰富的多彩作品较少，所以色彩较为单调；再者，因胎料加工不细，含有黄砂，影响成型和烧结，故胎质不太致密，釉面也不太细腻匀称，作品质量不如唐三彩。但“辽三彩”在制釉工艺上却超越了唐三彩，除了以传统的铅作助熔剂外，“辽三彩”还发明了以天然硼砂取代重金属铅作助熔剂的制釉技艺，达到了很好的助融效果。天然硼砂对人体无害，而且熔点低，与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铅助融效果相近，完全可以替代铅在釉中的作用。这一发明，比国外也以硼砂做助溶剂的低温珐琅釉早了五百多年，其对陶瓷工艺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金代受北宋影响并承北宋陶瓷发展盛势的余续，在金人控制北方的一个多世纪里，陶瓷的烧制生产基本没有断绝，定窑白瓷，磁州窑白釉黑花的系列产品，在金政权统治的广大区域，一直是重要的手工产业，包括当时陕西的耀州窑，山东淄博的磁村窑，山西介休、浑源、长治等地方瓷窑，均保持着较稳定的生产和发展，烧制出许多精美陶瓷日用产品，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需要。此外，北宋著名的窑系钧窑系，在金代堪为其主要的陶瓷生产窑口，烧制技艺发展的尤为出色，在窑炉构建方面，钧窑在宋代创造出双火堂烧制的“双乳”式瓷窑，这种可交替投柴或加煤烧制的窑炉，较过去大火堂窑炉的热工更为先进和合理，建筑的艺术风格也更具美感，智慧地提高了窑炉的热工技术，影响十分深远，包括当代一些燃柴或燃煤的钧瓷窑炉，仍采用双火堂结构，可见其对后世的泽益；另一方面，钧窑的铜红釉，制釉包括烧制技艺在金代得到更进一步和稳定的发展，以氧化铜作主要的呈色物，通过使用还原火，烧制生产出天青、月白、紫红和鸡血红等多釉色的新品种，真正达到“出窑万彩”的艺术效果，深受社会各阶层认识的喜爱，尤为达官贵人所追捧。

公元1271年，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建立了元王朝后，致力于疆土的开拓，最终灭掉了南宋，统一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宋之亡，也是自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的汉文化之亡，与其他王朝的更迭有质的差别，可以说宋朝之亡，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王朝的覆灭，而是华夏民族的文明，陷入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故，用儒家读书人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学者的话语来说，则是“文明的中断”，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幕沉痛的悲剧。

回到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看，尽管蒙古统治者在攻占中国北方以及侵吞南宋的暴虐战争中，包括制瓷手工业作坊在内的社会经济产业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直接伤害了中国陶瓷手工业的发展，但远离中原、群山环绕的景德镇，却因其较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后交通条件，未遭元兵的荼毒，成为一个例外，并在中原大量陶瓷工匠避乱南迁，以及一些不为蒙古统治者所用的文人墨客南下找饭吃的助缘下，本已是宋朝制瓷重镇的景德镇，机遇各种上善因缘，技工、画工汇聚一堂，制瓷业全面崛起，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获得了更高的发展，成为誉满天下的制瓷名镇。

其实，大量工艺人才的流入，也不乏元朝统治者的强权干预，其为将景德镇的制瓷业纳入元政权的有效管理下，派官员在景德镇设立了掌管陶瓷生产的政府行政机构——“湖田瓷局”，对景德镇制瓷业实行直接管理，并把各地的制瓷工匠强制集中迁徙到景德镇进行生产，包括一些落魄文人，为了生存，被迫到景德镇画瓷糊口，这在客观上，不仅使景德镇融汇了各地工匠们各怀所长的制瓷技艺，也把宋代文人极富盛名的文人画保留在瓷器之上。这种不同工艺技术的交流互鉴，乃至学习和传承，使得景德镇制瓷工艺水平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提高，产品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从总体上看，元代最突出的陶瓷作品是景德镇传统的白瓷和青白瓷，其烧制技艺，经工匠们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臻成熟；此外，由于文人墨客的参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无论在工艺上还是在绘画艺术上，可谓异军突起，都达到了一个极具文化高度的新的水平，并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典范和主流，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青釉的发展上，景德镇吸纳南北各地制瓷工艺的精华，创造出釉里红、红釉、蓝釉和蓝釉描金等颜色釉新品种，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陶瓷的制釉工艺和烧制技艺。

在器物的装饰方面，元代瓷器的装饰构图更加认真和精到，工艺严谨，并吸收和借鉴了各种器物及织品的纹样与装饰效果，以及各种花卉、植物、动物连续纹样图案等，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贴花、堆花、雕塑等装饰工艺，以及釉上彩、釉下彩绘画艺术，都获得很好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是陶瓷的绘画技法，由于文人的参与，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其内容丰富，从植物到花卉，到飞禽走兽、鱼虾龙凤，乃至到人物故事、仙人菩萨等神话宗教题材，不一而足，宋代文人不屑为的陶瓷绘画，成为元代落寞文人的艺术理想，大量丰富多彩且精美活泼的画作，保留在各类器物和方圆不一的瓷板上，不独使元代陶瓷绘画技术臻于成熟，也为明、清的陶瓷绘画艺术和装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传统青瓷烧制方面，地理环境近似于景德镇的浙江龙泉，也未改两宋陶瓷发展的盛势，在元代获得稳步的发展，不仅窑口众多，制瓷规模宏大，从业工匠人才济济，其受两宋官瓷的影响，在器物造型上大量借鉴两宋官瓷作品的礼器造型，同时扩展日用器皿的烧制，以盘、碗、杯、罐、壶等生活用具为主，还创烧一些器型宏大的大盘、大瓶、大缸等前所未有的作品，且烧制工艺成熟稳定，器物受热均匀，胎体致密，釉色温润，是市场流通的畅销产品，深为人们喜爱。在釉料配置方面，成熟地发展了北宋官瓷石灰碱釉的制作技艺，将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推到历史高峰，所烧制的产品成为元代销往海外的主要商品，额度也非同小可，宁波、温州、广州、泉州等元代重要港口均发现了大量外销的龙泉青瓷，不仅如此，北方甘肃、新疆、内蒙古、山西等地陆路交通线上，出土的元代龙泉瓷也很多，这种状况，无疑说明龙泉青瓷乃元代最主要的外贸商品之一。

这时期，属于边陲地区的福建德化白瓷、以及同安划花篦纹青瓷等地方窑系，也有较快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作品风格，在元代陶瓷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窑炉热工发展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开始出现一种分室龙窑，又称鸡笼窑。这种窑首先由福建德化窑系发明，是将传统的龙窑改建而成。分室龙窑也是依山倾斜而建，但把整体贯通的龙窑改建成隔间龙窑，窑室斜平，分室不分级，每个窑室都单独圈顶，整个窑炉直观上看后间窑室比前间稍高，一般连续有几间或十余间不等，如同一排鸡笼排列在一起，故有鸡笼窑之称。这种分室龙窑窑室宽大，每间隔墙下有通火口，燃烧室在近前的隔墙下，为倒焰式烧成。该窑炉的优点就是装窑容量大，预热功能较好，易控制烧成气氛，并可根据烧成温度，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故尤适合多种坯釉同时烧成。此外，这种分室龙窑基本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可以使窑室内的热量得到充分利用，缺点就是窑的上下和前后的温差较大。至元未明初，分室龙窑发展成阶梯（级）窑，并推广到南方许多陶瓷产区。之后，在阶梯（级）窑的基础上又演变为单体的葫芦型窑和蛋型窑，窑炉的热工技术在逐步演进中更趋合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还在延续使用这种窑炉。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残酷杀伐，朱元璋成者为王，在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尽管明王朝极力加强更严酷的集权专制统治，在大航海的时代实行海禁，对百姓进行严格控制，但制瓷业一如北宋，官窑和民窑同时发展，颇有规模，产量丰硕，满足了社会各阶层日常使用，成为当时重要的手工产业之一。景德镇作为元代中国的制瓷名镇，进入明代后，仍为瓷器生产烧制的中心，明王朝在景德镇也专门设置极具管理功能的“御器厂”，加强对陶瓷业的管控，并下辖数十座“厂官窑”，在景德镇为朝廷烧制精美瓷器。景德镇由于官方管理机构的驻扎，行业的政治地位自然得到提高，烧制产品的质量、数量，以及产业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进步，均在处在领先位置。

从具体的工艺技术上讲，明代陶瓷的发展更具特色，首先是白釉瓷器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作品胎质细腻，釉色莹润，纯净无杂，白度柔和悦目，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世有“甜白”釉的美誉，赞叹其釉质的温润之美；其次，

景德镇所烧制的釉下彩青花，引入波斯优质的“苏泥勃青”青料，并通过明代不同时期的审美喜好和绘画技巧，使作品呈现出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或蔚蓝苍翠，明快典雅，或浓淡协调，生动自然，或淡雅平和，细腻写实，或浓艳浑厚，蓝中泛紫，代表着中国青花瓷的最高水平，使青花瓷成为景德镇烧制的最具特色和长盛不衰的产品，并广泛影响了南方各地以及沿海地区的陶瓷产区，也使得青花瓷器成为明代中国陶瓷生产的主流，其作品畅销国内外，至今仍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中的瑰宝；第三，明代工匠使用氧化铜呈色的釉下彩釉里红,以及与青花艺术相结合的青花釉里红,开创了多彩高温釉下彩先例,这种使用铜金属氧化物做呈色剂，生坯施釉，经过还原火高温烧制的作品，色泽鲜艳，釉质凝厚，有宝石红之称，其精湛的工艺独树一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四，景德镇工匠在长期的烧制实践中，以铁、钴、铜、锰等金属氧化物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搭配着色而成的各种釉彩，开拓形成了景德镇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瓷制釉技艺，推动了中国陶瓷釉彩的进步和提高，与此同时,各种釉彩的应用，也使景德镇的釉上彩绘瓷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至明代中期，使用釉下青花和釉上彩工艺相结合的斗彩制作工艺，开始出现，并在明成化年间发展成熟，其作品凭藉釉色鲜艳丰富、釉质纯净玉润、做工精细到位等工艺特色，达到了中国彩绘瓷工艺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闪耀在中国陶瓷艺术之林的一颗明珠；此外，明弘治时期发明的黄釉瓷器，也独具特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黄釉的制釉工艺较为复杂，主要是用锑和铅做助溶剂与石英配制而成，并加入氧化锌、氧化铁、氧化锡、硝酸铝等多种金属氧化物呈色。具体的烧制工艺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细白瓷上挂釉，干燥后再入窑用氧化焰低温二次烧成，其作品釉质娇嫩晶莹，釉色滋润纯净，精美细致，让人爱不释手，有极高的艺术品味。

另外，创兴在宋代的福建德化窑，制瓷技艺在明代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成为福建乃至全国一个重要的陶瓷产区，作品畅销海内外。德化窑受景德镇的影响，以烧制青花和白瓷为主。但由于德化本地产的瓷土，氧化硅和氧化钾含量较高，起呈色作用的氧化铁含量较低，属高硅原料，加上瓷土中氧化钾的助融作用，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瓷胎致密，洁白如玉，透光度较好，是烧制白瓷上佳原料。随着烧制工艺的进步和成熟，凭藉制瓷原料得天独厚的优势，白瓷作品的烧制成为德化窑的代表，烧成的作品，釉面纯净温润，如脂似玉，质感油润莹莹，因此有“猪油白”和“象牙白”之美誉，品质独特，超越了其他白瓷产区的质量，达到了中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尤令人称道的是，入明之后，因循当时佛教信仰的深入和普及，德化涌现一批瓷塑艺术家，在继承佛教传统造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以娴熟的雕塑技能，烧制生产了大量精妙绝伦的佛像，这些经典的创作，艺术价值极高，影响广泛，成为德化白瓷最受人追捧的作品，当然也代表着德化白瓷的最高成就。

明朝未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之引满清铁骑入关，并通过残酷的杀伐统一了天下，满清政权开始了对中原长达近300年的奴役统治。清代的陶瓷产业，在王朝变更中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残，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烧制生产一度停滞。据史料记载，直至满清统治逐步稳定，陶瓷业于清顺治十一年陆续开始恢复生产，景德镇也复为清政权的御窑厂，到康熙时期，景德镇制瓷业才恢复完善，开始进入陶瓷工艺的发展时期。

从中国彩瓷的工艺发展上说，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长河中的鼎盛时期，在精良的技术队伍和清政府督窑官制度的严厉监督下，千百年来的制瓷经验，厚积薄发，担保了制瓷工艺技巧全面成熟的发展，自康熙时期便开始创造出新的瓷器品种，到雍正、乾隆时期，更是硕果累累，加之景德镇优越的制瓷原料和燃料，以及工匠云集的人文环境助缘，从喜好瓷器的帝王到造办处官员均十分重视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包括督窑官们，都潜心研究烧制技艺，景德镇的制瓷业为大势所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总的来说，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雍正、乾隆时期在五彩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粉彩、以及品类繁多的各种颜色釉和引入的珐琅彩新工艺，均工艺精湛、登峰造极，艺术成就都超过了明代，烧制的作品胎质细腻、釉质莹润，色彩绚丽、斑斓，镂雕精工，独具匠心，并出现了完整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以及《水浒传》、《三国志》、《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中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单以绘画艺术而论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在装饰艺术上，康熙、雍正、乾隆清三代陶瓷装饰工艺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工匠们的智慧和技巧发挥的淋漓尽致，装饰花纹五彩缤纷，丰富多样，且色调强烈，用彩出奇，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花纹内容也涉猎广泛，除各种传统的装饰图案外，花、鸟、虫、鱼、蝶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均能信手拈来，装饰题材也比明代更丰厚，画面更宏大，特别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被提炼成经典，烧制在各种典雅的器物上，体现了工匠们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制瓷原料不断的研发和投入使用，以及烧制工艺包括窑炉热工的更新，从这个意义是讲，新原料、新釉彩的发现，无疑都是一种工艺技术的进步。清三代单纯的颜色釉的探索以及烧制工艺，在陶瓷业复兴的大潮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创造出许多新品种釉彩，如 “松石绿”、“蟹甲青”、“鳝鱼黄”、“茄皮紫”、“豇豆红”以及各种称谓的紫釉、红釉等，新奇的釉彩不断出现，烧制的作品不断为瓷釉的星空增光添彩；另一方面，乾隆时期还发明了许多制瓷新工艺，通过各种制瓷技巧，巧妙地使用制瓷原料，以及熟练地控制烧制气氛，逼真地仿制出竹器、木器、铜器、石器、象牙雕刻器等各种器物，从色彩到造型，无不维妙维肖，工艺令人惊叹；此外，还成功烧制出镂孔填釉的“玲珑”瓷和大型雕刻的转心瓶和转颈瓶，其工艺技巧，实到了鬼斧神工的高度，进入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二个全盛的时代。就此而言，北宋时期的陶瓷振兴，在于火的艺术之创造，通过天然陶瓷原料的配置和还原气氛（窑变）烧成，体现的是陶瓷本质的美；清三代的创造，集中反映在工艺之美，通过对工艺技巧的参悟和创新，完成了精益求精的神工创造，两相辉映，完善了中国陶瓷艺术对人类文明至高至美的贡献。

在陶瓷学术方面，清代出现了更多专门论述陶瓷理论和实践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唐英的《窑器肆考》、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这些陶瓷著作，从原料、工艺、器型、釉质、釉彩到烧制技艺和传承等，均有涉足，对中国陶瓷烧制技艺的发展进步历史，给予了圆满的总结，使中国陶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的陶瓷手工业，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诣精深，作品丰伟，形成一套独特和完整的工艺技术，不仅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也代表着世界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无与伦比。清朝中叶以后，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社会受腐败没落的集权专制之害，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传统的陶瓷手工业，在专制政权的残酷压榨和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排挤下，受到严重摧残，作为“瓷器中国”的文明故里，遭遇巨变，许多名窑被废弃，大批工匠难以谋生，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陶瓷手工业渐失光辉，被迫走向衰落。

近现代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陶瓷产业的制瓷原料、材料加工、窑炉技术、以及烧制技艺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制瓷原料方面看，特别是化学工业的进步，纳米技术的成熟应用，极度地丰富了制瓷原料，出现了一些传统陶瓷闻所未闻的制瓷原料新品种，远远超越了天然矿物原料粗糙和不纯净的缺陷，如骨质瓷、贝质瓷、镁质瓷以及用于高科技器物的特种陶瓷等，直接颠覆了人们对陶瓷的理解，为生活和科技开创出新的天地。仅就人们日常用瓷来说，这些陶瓷新原料所烧制的餐具，不仅高强度、高硬度、高韧性、耐酸碱，并且无铅毒，高白度，釉面光洁，瓷质细腻，相较过去的粗瓷大碗，更适合高雅的生活；在窑炉热工方面，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窑炉的巨变，燃气窑、电窑、以及全自动、一体化窑等低无污染或无污染窑炉的出现，不仅极大地节约了能源，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制瓷工人的劳动强度，是传统陶瓷手工业工匠们做梦也无法想到的，而人类世界的文明发展，永无止息，注定也会为未来的陶瓷产业，带来更多的奇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