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丝绸和瓷器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最大宗的两类商品。其中，瓷器的生产和出口是支撑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产生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瓷器的高品质量产（乃至商品化生产）则是海上丝绸之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古代瓷器生产中，窑炉和烧造一直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往往决定着瓷器的品质与产量。纵观中国古代窑炉及烧制技术发展的历史，龙窑及相关技术的产生和逐步成熟，无疑是中国古代窑炉和烧制技术领域最为重要的突破，为后世瓷器的高品质量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厘清龙窑及其相关技术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不仅对中国古代窑业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发端和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商代，中国南方地区的窑工便在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龙窑，开启了中国古代窑业高品质量产的重要一步。除龙窑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田野工作中清理出一些早期长条形窑炉，它们与成熟龙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场合亦被称为龙窑。本文拟对这些窑炉逐一分析，厘清其与成熟龙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探讨其在龙窑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猫耳弄山窑址

2005年，福建学者在浦城仙阳猫耳弄山商代窑址清理出9座商周时期的窑炉。其中，长条形窑炉2座，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际。发掘者认为，它们属早期龙窑类型，分别编号为Y4和Y8。

Y4平面呈长条形，仅残存窑室和窑尾，是利用一座废弃椭圆形窑加工而成的。窑炉水平残长5.52米，斜残长5.56米，宽1.56—1.77米。残存3层窑底，每层窑底均为青灰色或黄灰色，并夹杂少量红烧土粒和炭粒。这其中，一层窑底前段坡度10度，中段4度，尾端8度。窑炉两侧窑壁均为横向掏挖而成。窑尾平面呈圆弧形，具体结构不清。

Y8平面亦呈长条形，窑头和火膛无存，只余窑尾部分拱顶和南北两侧残高不等的窑壁。两层残窑底烧结层均前低后高，呈斜面。上层水平残长4.87米，斜残长4.96米，内宽1.52—1.87米。下层窑底水平残长5.27米，斜残长5.35米，内宽1.55—1.84米。窑炉烟囱位于窑尾拱顶之上，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与窑室相通无阻隔。

总体看来，这两座窑炉已经具备了成熟龙窑的诸多因素：窑炉的整体形状均为长条形，窑炉从窑头向窑尾斜坡式延伸，且具有一定坡度。但将其确定为龙窑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这两座窑炉破坏严重，仅存部分窑室和窑尾。窑炉的许多关键结构，例如火膛的位置、窑尾的结构均无法知晓。其次，Y8窑尾的结构也提醒我们，这两座窑炉的特殊性。Y8窑尾拱顶之上的圆角长方形烟囱与后世龙窑的排烟结构相距甚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地更早期窑炉有关，体现了更多当地早期窑炉排烟结构的特点。据此，目前将这两座长条形窑炉理解为当地早期窑炉向龙窑的过渡环节可能更为合适。

鹰潭角山窑址

江西鹰潭角山遗址和清江吴城遗址也发现有商代长条形窑炉。鹰潭角山窑址发现时间较早，窑址堆积丰富。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角山揭露出长条形窑1座，半倒焰马蹄窑4座，另有6座窑炉初露端倪。长条形窑长3.15米，宽1.45米，窑顶已毁，为平焰半地下式斜底隧道单室窑。窑炉底部青灰色，留有一层细砂。窑炉燃烧室与烧成室连成一体。窑头设一宽约40厘米的焚口，前端有一喇叭形沟，内留有大量灰烬，烟道不明。窑尾发现有大块红烧土。

考古工作者将此长条形窑确定为龙窑。毫无疑问，此窑确实拥有后世龙窑的诸多因素：半地下式斜底窑床，呈长条形状。但笔者仔细检视原始资料后发现，其窑炉的诸多关键结构均不甚清楚，如在获得更为详细、准确、关键的资料后再来探讨鹰潭角山长条形窑炉的性质似乎更为合适。

清江吴城窑址

清江吴城遗址发现长条形窑1座（1986QSWY6）。窑炉遭受破坏，窑头在西北，窑尾在东南，方向北偏西68度。窑炉残长7.5米，宽1.01—1.07米，残高0.10—0.22米。窑头至窑尾水平高差0.13米，坡度1.7度。窑头残断，宽约1.01米。窑床直接挖建于生土层中，以生土作窑底。窑床北壁设九个小孔，呈一字形排列，自西向东分别宽0.36、0.32、0.40、0.32、0.42、0.42、0.42、0.32、0.28米。孔底红烧土硬面与窑床烧结硬面处在同一平面上，且连为一体。

窑尾南北宽1.07米，烧结面呈青灰色。窑壁较直，残高0.10—0.22米，厚0.06—0.28米。窑床内红烧土堆积相当凌乱，无从判断窑顶的结构。依据窑头发现的四块黄色土坯砖分析，窑炉可能有封门和火膛。从残存窑壁较直的情况判断，窑炉并非从窑底开始起券，表明窑炉已具备一定高度。考古报告认为，1986QSWY6是江西地区时代较早的龙窑。

在对比相关资料后，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1986QSWY6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龙窑。首先，窑炉的窑床没有明显的坡度。残长达7.5米的窑炉前后高差只有0.13米，坡度仅为1.7度。我们很难想象，拥有如此长度的窑炉只是利用0.13米的高差和1.7度的坡度所形成的抽力，来引导火势烧制产品。因此，1986QSWY6没有明显的利用斜坡窑床引导火势烧制产品的特征，从而缺少了成为龙窑的关键因素。

其次，1986QSWY6缺少明确的位于长条形窑床前面的火膛。考古报告认为，1986QSWY6的窑头在修建水库时遭受破坏，但根据《吴城商代遗址窑炉的新发现》的资料，窑床北侧的九个小孔实际上为火道。而窑炉的火膛位于窑炉前端则很难解释。

考古工作者在1987年发掘的一座圆角方形窑炉（1987QSWY1）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座圆角方形窑炉保存比较完整，正东西向，长4.6米，宽3.2米，残高0.7—1.05米。由火道、火膛、窑室组成。窑炉拥有五个火道，自南至北各宽0.45、0.4、0.5、0.45、0.44米。这些火道无论是形制、结构还是位置、尺寸都与1986QSWY6的九个小孔极为相似。1987QSWY1的火膛位于这五个火道的前面，窑室位于五个火道后面，四个孔墩和五个火道将火膛与窑室分开，而火道底部斜平，又将火膛和窑室斜连成一体，共同组成了整座窑炉的关键结构。

笔者仔细比较1987QSWY1和1986QSWY6，尤其是两座窑炉的火膛及火道结构后认为，1986QSWY6的火膛可能位于窑床北侧九个小孔的前面，并与这九个小孔共同组成了1986QSWY6的燃烧装置。这区别于典型龙窑将火膛设置于窑头的做法。

再次，1986QSWY6的排烟结构也存在疑问。考古报告认为，窑床北侧九个小孔中靠近窑尾的小孔，呈弧形凹进东壁，与其他小孔有明显区别，可能兼有排烟的功用。笔者仔细检视了报告发表的线图，没有发现尾端小孔有明显不同之处。至于窑炉真正的排烟结构如何，依据目前的资料尚无法得知。

当然，1986QSWY6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龙窑，却也产生了诸多后世龙窑特有的因素，可以将其视为早期窑炉向后世成熟龙窑的过渡类型。1986QSWY6的窑床已由原来的近方形转变为长方形，窑床虽然前后高差较小，坡度不大，但确是斜坡形窑床，“并能够产生一定的抽力”。窑炉的多孔燃烧装置位于窑炉一侧，虽然在性质上与后来的龙窑投柴孔不可同日而语，但的确给我们以想象的空间。

1986QSWY6自身所保留的众多吴城早期窑炉的特点也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无论从窑炉的整体形制，还是从诸如燃烧装置的具体结构，都不难看出早期吴城窑炉的影子。因此，1986QSWY6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窑，却萌生了诸多后世龙窑的特有因素，同时也保留了当地早期窑炉的许多特点，实为吴城地区早期窑炉向龙窑发展的过渡炉型。

综上，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分析了早期长条形窑炉与成熟龙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辨识出了龙窑早期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环节，这对探讨中国古代龙窑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窑工以此为基础，开启了窑业量产之路，通过不断升级改进龙窑及其相关烧制技术，成功烧制出高品质量产的瓷器，为后世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志委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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